空山的Blog

余读《艽野尘梦》，一展卷而不能掩，一夕而竟，嗟谘良久。噫，真奇书也！

读此奇书，观一时之奇事，若睹一代之奇人，不能免于怀者，三恸也。

夫伴虎狼之徒，入虎狼之地，后又于仓皇间奔茫荒之地，观其同类相残，竟噬行伴，袭恩人，虐向导，最后无不反受其乱，入狼腹，戗其创，弃置于道。呜呼，天必欲尽曝人性之陋若是而后报之哉！此诚一恸也！古之征伐四夷，必加之以兵戈，怀之以礼教，然后能定。清末交兵于藏，放纵如此，乱由之盛，亦合末季衰微之征也。

又，风雨飘摇，大船将覆，人如蝼蚁却不忧祸之将至。觳中人依然同室操戈，勾心斗角，图高位，贪银钱，间故交，戮长官，叛恩知。满军将卒文武短视若此，焉能不亡？孔融幼子尚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此迷迷而不悟者，诚可再恸也！

此二恸者，痛也。另有西原一恸，则悲不可胜也。此之情伤，大可类《浮生六记》，而尤心碎之......

“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中国在梁庄》（以下简称《梁庄》）的封面上如是写着，一如这本书的名字，有几分夸张，却也有几分动人。在这里，“中国” 已然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它更大程度上暗喻着某种文化的认同与归属。

与此类似，《寻路中国》，（以下简称《寻路》）这本眼下最频繁缺货的畅销书，亦在书名中使用了“中国”这个字眼（事实上，它的英文原名是丝毫没有中国色彩的Country Driving），并且与前者不无巧合，此处的“中国”也绝非单纯指中国这个国家实体，它更多的像是一个命题：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或者说中国是什么样的？......

 
前几天的《东方早报》上有一篇对伍迪艾伦的专访。其中有一句话是：经历了人生怎样的幻灭，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我被这句话打动了。我并不在意“这样的电影”是一部怎样的电影，但我却很渴望知道经历了幻灭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我整整连读了十一天的《百年孤寂》（台杨耐冬版），逐字逐句。本来以为它会给我一个魔幻的世界，但它却把我卷入了这样一个问题，不给答案...

人生实在是一个极矛盾的东西。 

我在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的时候，强烈的感觉到书中字里透出的自信。他不仅把中国哲学史上不同的流派和观点比照于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派别，以证明中国哲学在逻辑、名实以及形而上方面的深厚底蕴，更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其实更擅长负的方法，而西方哲学却只擅长正的方法：两者“相辅相成”，并且“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冯友兰先生最后以此得出结论：“只有两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笔者注）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这些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那种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和骄傲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冯友兰先生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教授，面对一群饱受西方哲学思想浸淫的学生们讲述中国哲学史时候指点江山的气势。

但今天下午在查阅冯友兰先生生平资料时偶尔读到的一段话却动摇了我在上述文字间形成的感觉。那段话是这样说的：“1946年……冯友兰先生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先生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能想象吗？在冯友兰先生私下的自述里，你不仅再也找不到书里的那种自信，你甚至发现他把那些自己反复论述的思想称为“旧东西”！这一次，我分明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沮丧、失望与黯淡的心境。

这二者的矛盾之间，究竟哪一种情绪更真实？......

 
护士在整理我的床铺的时候有些惊喜的说：啊，你也在读村上春树？彼时，我的床头是一本《当我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施小炜的译本。 

是啊，我也在读村上春树。但是，三十三岁生日过完后才开始从《挪威的森林》读起，是不是有些太晚了？...

如果你热爱历史，那么在你心目中一定有自己钟情的某个朝代，而它们往往便是你对现实世界的理想或理解。例如唐朝，那是对盛世辉煌的缅怀；又例如明朝，那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某种投射；还例如清朝，那多半又隐喻着民间对于神秘皇权的好奇和世俗方式的心理接近。但我却最喜欢六朝，其次两宋。这两个年代，一个久乱难治，一个积弱不振，但人却都最有风骨。魏晋重飘逸而不颓，两宋壮气节而不拘。这实在是汉人朴拙、唐人粗犷、明人迂阔、清人孜孜章句有所不及的。

于书店偶见《宋代人物论稿》，心有所动，便取而读之。中国治史传统，正史往往以人物为纲。这本书确有些恢复传统的味道：不以事件为线索，反以北宋各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太祖、太宗、赵普、寇准、吕端、包拯、陈瓘等的行状言语勾勒当时社会形势和政治分野，生动之外尤见透彻...

当我在飞机上阅读《祖国的陌生人》的时候，我邻座身穿紫色衬衣的年轻人正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iPad看美剧；在他另一边的邻座，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用下巴顶着她的铅笔，头都不抬一下的算着她的一道道数学题；在我们所有人的前面，电视机的屏幕上，那具有强烈中央台特色的世博会宣传片一遍遍播个不停。

这本书的封底写着“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此时此景，似乎便具有指向这句话的某种象征意义。

事实上，《祖国的陌生人》恰恰是一本充满断裂感的书......

 
这个世界上最易守持的是什么？最难守持的又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易得到的是什么？最难得到的又是什么？

这个世界本身又是什么？

佛学泰斗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我终究没有能够读完—写书的人辛苦，但读书的人大约比写书的还要辛苦：七百五十三页的正文翻到了五百五十二页，“竺道生”的一章中《涅磐》经部分，虽灯下苦读数夜，奈何实在没有根基，又无天资，高山仰止，只能暂时搁下，以待来日。

书未毕读，但感想却有一二。上述三组问题便在其中。

我给第一对问题的答案是思想。思想最易持守，它无形无色，只要有人相信便能传承。史上灭佛，三武一宗，每次毁像焚经，灭道还俗，几无孑遗，然而却又没有哪一次不出十年，佛教更能死灰复燃，发扬光大，甚而超越前朝。所以说，思想不同于物质，最易守持。然而，最难守持的恰也是思想。自永平求法释教西来，历两千载，先依老庄，再得小乘，又证大乘，其间宗派林立，自相矛盾者往往有之，然后有法显玄奘九死一生，万里求法，以明真义。当年菩提证果到后日纷纭如此，思想之守持，岂不是至难？...